在北京的金融街附近，一个不大起眼的变化正在发生：一批京外信托公司的办事处，已经悄然在这里入驻。对于中国乃至北京的金融业，这也许并不会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变化，但对于信托行业，其中所蕴涵的意味却值得仔细揣摩。

　　据记者了解，自去年信托新政颁布实施后，已经有中融信托、宁波金港、华宸信托等一批信托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此外，百瑞信托、江西信托等一批信托公司也有了这样的意向，加上北京原有的信托公司，以及已经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信托公司，目前在北京有固定办公场所并开展业务的信托公司已经近二十家。在全国正常开展业务的55家信托公司之中，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1/3。信托公司纷纷进军京城，究竟意欲何为？

　　对此，来自信托公司的解释是：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全国的信息中心，聚集着大量的人才。信托公司入住京城对于信息的采集、人才队伍建设以及研发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最合情合理的解释，但仔细推敲，却发现它完全是一番“外交辞令”。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和信息中心，这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为什么信托公司到了近两年才发现北京的这一优势，并采取了行动？从这样的角度看，如此解释并不能成为近来信托公司纷纷进军京城的答案，而在这样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背后，隐藏着信托公司另外的一层深意。

　　“实际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是信托公司新的管理办法把信托公司逼到了这条路上。换一种说法是，进军北京，是信托公司适应新办法的具体举措。”有信托公司高层这样对记者表示。这样的解释似乎更能说明信托公司入驻京城的动因。

　　首先，去年3月1日实施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信托公司异地推介信托计划的，应当在推介前向注册地、推介地的中国银行(601988行情,股吧)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省级派出机构报告。实际上，这一规定打破了信托公司异地经营的限制，为信托公司进军京城开辟了政策通道。

　　其次，新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同时，对于合格投资者提出下列具体要求：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此外，《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也对关联交易进行了限制。投资门槛的提高和对关联交易限制的双重压力，无疑让原来信托公司“偏居一隅即可小富即安”的经营理念受到严重挑战，信托公司不得不走出本地。而京城自然成为信托公司走出去的首选目标。

　　再次，“信托新政”要求信托公司压缩自有业务，重视信托业务。而在信托业务开展的链条中，首先要寻找的是委托人，但“新政”对合格投资者的要求又迫使信托公司必须在经济发达地区才能寻找到更多符合要求的合格投资者。此外，信托业务的手续费低是一个久未解决的问题，在低手续费的情况下，信托公司还要依靠信托业务寻求发展，惟一的选择就是扩大规模，因此，大型机构云集的北京自然成为信托公司的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