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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炒股到倾家荡产!如今他成为福布斯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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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29 09:01:39 来源:港股那点事微信号 

  灾难是上天给你的礼物。这句话,用在杜纪川与他的搭档孙大卫身上殊为合适。

如果要评选全世界最应该感谢股灾的人,杜纪川和孙大卫一定会名列前茅,甚至并列榜首。

  如果要评选全世界最应该感谢股灾的人,杜纪川和孙大卫一定会名列前茅,甚至并列榜首。

  曾经,股灾让人生步入中年的他们一夜倾家荡产。而今,被股灾逼迫、激发,再次创业的他们,双双名列2015《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第51位。

  一、大陆出生的杜纪川,在台湾长大。  在台湾读完高一后,杜纪川从高雄搭舢板船偷渡到香港,再以大陆难民身份取得香港居民证,1962年转赴德国,在Techniche Hochschule Darmstadt攻读电机工程学位,1972年移居美国,从房地产销售工作起步谋求发展。

干房产销售期间,杜纪川在篮球场上遇见了一生的挚友,后来的创业搭档孙大卫。相投的兴趣,让二人相见恨晚,时常一起交流,盘算追求美国梦的机会。

  干房产销售期间,杜纪川在篮球场上遇见了一生的挚友,后来的创业搭档孙大卫。相投的兴趣,让二人相见恨晚,时常一起交流,盘算追求美国梦的机会。  当时,孙大卫在一家科技公司做硬件工程师。他常常和杜纪川提起,公司做一块电脑主机板成本200美元,售价却高达2000美元,而且根本不愁卖,赚钱效应实在惊人。学工科出身,又在地产销售中有了销售自信的杜纪川从中听出商机:不如我们也来干这样的生意,你来设计主板,我来负责销售。

1982年,二人同时辞职,在杜纪川家里的车库创办了专门做服务器内存的公司:Camintonn.因为赶上了美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的生意出奇的好,常常是产品还没出来,人家就已把货款交到他们手上。

  1982年,二人同时辞职,在杜纪川家里的车库创办了专门做服务器内存的公司:Camintonn.因为赶上了美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的生意出奇的好,常常是产品还没出来,人家就已把货款交到他们手上。

  两年后,一家计算机公司希望收购Camintonn.深感创业艰辛,也没什么宏图大志的两个人,觉得钱赚到这样已经差不多了,于是卖掉公司,把各自分到的100多万美金交给股票经纪人去做投资,开始了安逸闲淡的生活。

  二、1987年10月17日,美国股市在屡创新高后突然崩盘。道指一天跌幅高达22.6%,很多股票从上百块跌到几块钱。  几小时内,美国股票总市值蒸发500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8,很多投资者输掉了全部身家。

46岁炒股到倾家荡产!如今他成为福布斯富豪

  杜纪川和孙大卫投入股市的钱全部赔光。

  一天之内,从百万富翁变成了一无所有。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们陷入悲伤,尤其觉得愧对家人,但回到家中还要强作笑颜,假装没事发生。

夜深人静,已经46岁的杜纪川,既无处话凄凉,又要操心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谋划一家人的新出路与活法。孙大卫也好不到哪里去。

  夜深人静,已经46岁的杜纪川,既无处话凄凉,又要操心如何度过眼前的难关,谋划一家人的新出路与活法。孙大卫也好不到哪里去。  两周后,两人心情稍微平复,相约出来喝咖啡。他们相互安慰,鼓励,最后决定再次创业,重头再来。

途中,他们开车经过海边,夕阳西下的日落美景震撼了两人。他们决定停车下来,好好享受一下那久违的轻松与美好。

  途中,他们开车经过海边,夕阳西下的日落美景震撼了两人。他们决定停车下来,好好享受一下那久违的轻松与美好。

  看着渐渐落入海平面的夕阳,回想一路走来和遭遇的陡变,沉默良久之后,两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对着大海与落日喊道:总有一天我们还会赚回来!

  三、杜纪川翻箱倒柜才从车库找出2000美元,充当了新公司的启动资金。他们为公司取名“金士顿科技”,之后便一头扎进车库,再次创业。

今天,由他们创办的金士顿科技不但是全球最大内存企业,更是全美备受赞誉的最佳雇主,并以独特的企业文化著称于世。

  今天,由他们创办的金士顿科技不但是全球最大内存企业,更是全美备受赞誉的最佳雇主,并以独特的企业文化著称于世。

杜纪川和孙大卫奉行一套与众不同的管理文化与商业价值观。他们几乎从不采用MBA或现代企业治理中关于人事管理和绩效考核的严苛办法,除了工厂生产线排程以及财务规划这两个领域外,金士顿几乎是一家没有“管理”的公司。

  杜纪川和孙大卫奉行一套与众不同的管理文化与商业价值观。他们几乎从不采用MBA或现代企业治理中关于人事管理和绩效考核的严苛办法,除了工厂生产线排程以及财务规划这两个领域外,金士顿几乎是一家没有“管理”的公司。

  “尊敬、忠贞、公平、弹性与适应性、对员工投资、工作乐趣”是杜纪川和孙大卫的经营价值观。他们把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塑造成家庭和家人关系,员工上班不用打卡,也没有KPI,别人相信制度和管理,他们相信良心,相信我对你好,你就会对我好。甚至他们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下的共产主义人。

  因为这样的管理文化,金士顿成为美国科技界一个令人向往的“乌托邦的理想国”,也是一度备受质疑的“奇葩公司”。

46岁炒股到倾家荡产!如今他成为福布斯富豪

  金士顿规模尚小时,一位《洛杉矶时报》记者前往采访。见识过杜纪川、孙大卫的“无为而治”后,他警告二人:

  你们现在可以这样管,等做到2亿美元就不行了。后来,金士顿做到了2亿美元,这位记者再次来到公司,发现公司的管理依然没有变化,又改口继续警告:这种方式一定做不到10亿美元。

  “现在我们每年营收超过65亿美元了,但还是在这样管理。”后来,他们这样告诉这位记者。这位记者则感叹,全世界也不会有其他人敢像他们这样做生意。

  四、或许是对创造财富有足够的自信,或许是股灾中的经历让他们看到金钱即使失去,也不过如此。杜纪川和孙大卫再次创业后,都把钱看得很轻。  听到员工有什么困难,杜纪川会二话不说,塞个几百几千美元进员工的口袋;和员工出差,他喜欢来个额外的免费旅行,让“工作寓于娱乐”,甚至,还会带着他们到赌城看秀,开心一把,放松平日的紧张。

1996年,孙正义的日本软银以14.5亿美金收购金士顿后,杜纪川和孙大卫在员工应得的奖赏之外,拿出1亿美元分给所有员工,每个员工平均分到超过200万人民币。

  1996年,孙正义的日本软银以14.5亿美金收购金士顿后,杜纪川和孙大卫在员工应得的奖赏之外,拿出1亿美元分给所有员工,每个员工平均分到超过200万人民币。

  令人羡慕也称奇的是,大方付出的他们,最后总能得到更多,从来不把钱放在第一位的他们,最终却成了世界级的超级富豪。

  比1亿美元分红还要传奇的是,当孙正义以14.5亿美元买下金士顿,支付了11.7亿美元,因为运营资金紧张,希望对剩下的3.3亿美元延期支付时,杜纪川、孙大卫只是相互打了个电话,就告诉孙正义:这3.3亿美元,我们不要了。  而最的传奇是,1997年,对硬件企业不再有兴趣的软银,决定把金士顿卖掉,最终又主动找到杜纪川、孙大卫,让他们以4.5亿美元买回了金士顿。

14.5亿美元卖出, 4.5亿美元买回,即使剔掉一句话就送给孙正义的3.3亿美元人情,杜纪川、孙大卫还是在1年多的时间里,因为孙正义的这一折腾,净賺了6亿多美元,可谓是全世界对孙正义最大方,也从孙正义手中赚钱最狠的人。

  14.5亿美元卖出, 4.5亿美元买回,即使剔掉一句话就送给孙正义的3.3亿美元人情,杜纪川、孙大卫还是在1年多的时间里,因为孙正义的这一折腾,净賺了6亿多美元,可谓是全世界对孙正义最大方,也从孙正义手中赚钱最狠的人。

杜纪川也曾三次接受
杜纪川也曾三次接受
华商韬略的独家访问。现将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问:是什么支持金士顿持续高增长?

  杜:一直以来,我们努力于不断“突破”自己。我们从未用守成的思维来思考业务和发展,总是强调进取,强调朝前看,强调竭尽所能去把握新机会。

  我们一向坚持独特且吸引人的企业文化,持续投入科技创新,让同事始终拥有最宽松的工作环境,去发展最高质量、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并得到最好的工作回报。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团结一致,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你在德国留学,怎么去了美国?

  杜:

  我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中学在台湾念师大附中,因“外务”太多、逃学也多,而被退学。我并不是不喜欢念书,只是觉得生活不应只专注在书本堆中。也因为这样,我的家人决定送我到德国,让我自己去闯世界。

  德国念完书之后,我决定到美国发展。说来有意思的是,我在德国攻读电机工程专业,但到美国却做了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并非一开始就踏上高科技之路。我一贯的作风是,从容易做的事情做起并且做好。当时的环境是,找房地产销售工作比较容易并且能挣钱,而做高科技或者工程师则困难一些。

  问:你和孙大卫怎样开始的创业?

  杜:我做房地产销售的时候认识了孙大卫。他在一家公司做硬件工程师。他常常和我说:一块主机板卖2000美元,但成本只有200美元,实在是很赚钱!

  我很羡慕这个生意有这么高的利润,这么好挣钱,于是想到一个主意:可不可以我们合作,他设计主机板,我来销售?我认为,只要他有信心做出好的主机板,我就有信心将主机板销售出去。

  问:于是你们就干了?

  杜:对,孙大卫同意了我的想法。我没有看错他(笑)。我把家中的车库当成公司办公室开始创业,成立了一家销售Work Station内存的公司。

  我们两人都是工程师出身,没有制造、成本、销售等经验,但我们很大胆,还在摸索时期,就刊登广告招揽客户。

  两年之后,这家公司被一家计算机公司收购,我们两人各拿了100万美元。

  这在当时算不小的成功,我们有些陶醉于这个成绩,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进行股票投资,开始了近乎退休的惬意生活,希望股票大赚,惬意到老。

  问:股票投资的效果不好,所以转而做了金士顿?

  杜:不是不好,是非常糟糕。1987年10月17日,美国股市一夕之间崩盘,我和孙大卫的积蓄化为乌有。

  那天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原本,我们已财务自由,但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一阵非常沉痛的沮丧后,我们决定重头来过。

  我们看好当时的内存市场,决定继续创业。但再一次开始时,条件已非常艰难。我还记得,我们在家中抽屉里东翻西找也找不出来多少钱,最后还是在车库中找到差不多2000美元,于是就以那2000美元作为资本,创立了金士顿。

  问:金士顿成立后发展顺利吗?你们采取了什么办法重新站起?

  杜:

  人们都说,成功没有捷径。但我认为是有的。成功的捷径就是懂得发现市场的潜在需求,懂得利用市场上已有的东西加上自己的东西去满足需求。这也是我们给金士顿找到的成功捷径。

  我们看准了DRAM市场的潜力,大量低价买进DRAM颗粒,重新设计包装,然后再以模块方式销售出去。市场验证了我们的判断,DRAM大缺货,我们也就天时地利人和,很快做出很好的成绩。

  问:1996年8月,日本软银以14.5亿美元收购金士顿80%的股份?你们为什么要卖公司?

  杜:其实,我和孙大卫并不想卖给他们,但是他们十分坚决而且锲而不舍。我们两个人,应该说,都不是那种非要做出伟大成就的人,我们都热爱生活,不把工作当成人生的全部。

  软银让我们看到再次退休享受生活的机会。

  另外,我们也在思考着,DRAM产业波动剧烈,公司规模日渐壮大,经营稍有不慎,怎么保障员工呢?软银那么有实力,又雄心壮志,让他们经营应该没错。所以就决定将公司交给日本软银经营。

  问:这中间,你们还免掉了软银3.3亿美元的未付款,为何要这么大方?

  杜: 软银当时正努力扩张,运营资金比较紧张。交易过程中,他们对最后的3.3亿美元感到无力支付。于是向我们说明困难,并且提出延期支付的希望。

  我和孙大卫认为,我们已经收到了10多亿美元,已经赚到足够多了,这3.3亿美元可以说多出来的钱,不需要为这笔钱让对方受苦。所以告诉对方说,剩下的,我们不要了。

  问:但1997年7月你们又以4.5亿美元把这个股份买了回来?

  杜:是。这个过程充满戏剧化。

  后来软银发现买下金士顿是个错误的决策。当时他们所投资的公司都是以网络公司为主,只有金士顿和另一家出版社与软银其它公司的属性差异甚大。

  隔行如隔山,每当软银股价上涨时,这个问题也总是会被市场分析师提出来,让他们十分头痛。但他们也不想将金士顿易手他人,只想我和孙大卫将金士顿买回来。被他们的诚意感动,我们也就答应了他们,重新把公司买回来。

  对方也给了我们很优厚的价格:1年前我们用10多亿美元卖出去,现在只要不到5亿美元的价格就买回来,而公司在这期间的业绩还在增长。

  问:免掉人家3亿多美元,一卖一买净赚了6亿多美元?很想知道,这几亿美金飘来飘去,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杜:我们曾经一贫如洗过,然后又经历这样的财富起伏。大有一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人生体验。这可能也是坚定我们价值观和管理文化的一个原因。

  我和孙大卫从来不会为钱吵架,我们也不会只为钱而做事,我们很清楚人生中,还有很多东西是比钱财还重要的。我们一直认为,在相比较之下,金钱是比较不重要的。

  问:出售股份给软银的当年,你们把一亿美元分给员工,你也多次当选美国人心中的梦幻老板,请分享你对待员工,对待管理的心得?

  杜:我们一向将员工视为一家人,而不是站在资方的角色去对待员工。金士顿将员工视为一家人,我们一直都与大家共同分享利润,并以此作为对员工的感谢。我们一向相信快乐的工作环境是大家能够达到极佳工作绩效的关键,所以一直努力营造可以让员工快乐工作和享受工作的环境。

  金士顿就像是个大家庭一样,所有的员工对于这个“家”都能有着一份归属感。在这里,任何问题都能够商量、讨论、以及分享。我们和供货商以及客户之间,也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忙和扶持,让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在我们这里看不到。

  谈到员工管理,其实金士顿的“以人为本”管理方式是没有跨国或是跨文化的区别的。举个例来说,我们在欧洲的员工,有25种国籍,我到欧洲出差时,大家一同吃饭或是闲话家常,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不同的相处方式。关心员工是不会因为国籍或是地区不同而有差别的。

  不过呢,因为文化差异,虽然大方向不变,但是与各地员工间的管理方式还是会依文化差异而作调整,这样才能够做到充分了解员工需求,尽量满足员工需求。

  问:你和孙大卫是公认的黄金组合,你们之间有没有出现过危机?  杜:我和孙大卫是彼此信任及尊重。我们对彼此的信任维系了我们几十年的关系。尤其是我们的患难之情,让我们不会为了钱吵架。但我们会为了idea(主意)吵架。遇到了分歧,我们会平下心来,想一想,再进行沟通,交换想法,然后达成共识,不会有吵到面红耳赤的情况。

  我和孙大卫都很幸运,能有今天这样还算满意的成就。我们认为创业伙伴的关系就像夫妻,要看对方的优点,而不是挑缺点,尤其是两人之间不能过于计较,不能去计算谁贡献多、谁贡献少,这样合作才能长长久久。

  问:在你记忆里,你过得最艰难的是哪一段岁月?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

  杜:留学德国时,我一句德文都听不懂,再加上当时的德国很排外的,因而内心非常惆怅,感觉好像被孤立。那时,我还在亲戚经营的中国餐馆打工,常常会受到客人的冷嘲热讽。在那段岁月中,我体会到人情冷暖。但它最终带给我正面的力量,让我日后懂得如何应付各项挑战和挫折。

  问:你现在的日常作息怎么样安排,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呢?  杜:我的工作时间表经常排得满满的,工作之余喜欢打篮球,也喜欢打鼓。

46岁炒股到倾家荡产!如今他成为福布斯富豪

  我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就与同学合组了热门音乐团(Band),这可能是台湾最早的学生乐团吧!也因为对于西洋音乐有着不可言谕的喜爱,现在,我和一群喜爱音乐的朋友们组成了“加州梦幻大乐团”,我负责打架子鼓。我们经常会在华人小区的慈善筹款会义务演出。

  问:现在,您怎么看股灾中一无所有的经历?

  杜:在我的记忆里,我总是觉得1987年10月17日那一天才是金士顿真正的诞生日。因为没有这个节点的出现,我们就不会重起炉灶,后面的故事就不同了。

  1987年,我已46岁了。一个46岁的人,从百万富翁跌落到生活开支都有问题,甚至还有负债,然后两手空空重新开始,这并不容易。我也一度非常绝望。很庆幸的是,我没有一直沮丧下去,而是选择了重新开始。

  现在回头看,我得感谢那场灾难。

  46岁让我一贫如洗也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否则,我们就不会被逼无奈,继而创造出今天的金士顿。所以,我总是鼓励那些遇到困难的人,尤其是受到打击跌至低谷的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相信自己,不要放弃,要朝前看。要把低谷当成是开创人生新高峰的转折点。

(责任编辑:张洋 HN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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